“对于电脑我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兴趣，尤其是编写程序，我觉得那是一种挑战。”“小学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接触电脑，当时，家长给我报

了一个计算机班，用的是APPLE2，语言是BASIC，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编程。

　　谭毅一边说一边从床下的一个大纸箱里拎出来一个电脑包。电脑包上全是土，谭毅用抹布擦了一遍，才把它放在桌上打开。“这家伙是我

爸从香港带回来的，好像是90、91年吧。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笔记本电脑，鼓捣半天都不知道怎么用。”

　　认识张老先生是在1998的一次国际音响唱片展上，当时年逾七

旬的老先生一手抱着唱片目录，一手拿着放大镜，对每一张唱片都

不肯放过。后来我们同时看到了一张卡.克莱伯指挥维也纳爱乐录制

的贝五，也正是由这张唱片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忘年交。编辑这期专

题时，我突然想到了老先生家里那台闲置多年的老唱机，于是又找

到他，请他聊聊这部唱机和过去的故事。

　　1954年冬天，组织上安排一批同志去苏联工作学习，那时候苏

联还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老大哥，因此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。与

别人不同的是，我去苏联还有另一件暗自欣喜的事情，就是音乐。

那时候特别流行传唱苏联歌曲，像什么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《

山楂树》，《红霉花儿开》都是当时大家爱哼唱的歌曲。这次能够

亲身到这些动听的歌曲的发源地去，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千

载难逢的好机会。
　　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颠簸，终于到了莫斯科。虽然我一直在沈阳工作，但是还是觉得这里很冷。到达的当晚，苏联方面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会，邀请了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合唱团，终于让我亲身领略了俄罗斯音乐的魅力。现场的同志们也被歌声感染了，一个个也都跟着唱了起来，最终汇成大合唱，那一夜，我们都很高兴。
　　
　　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些苏联百姓家中，而我所住房子的主人恰好是一个大学的音乐教师，他和他的妻子对我这个来自异国的客人也是格外热情。由于职业的关系，他们家里收藏了很多音乐资料，有胶木唱片，也有不少音乐书籍。也就是从这时起，我知道了莫扎特、伯拉姆斯、巴赫这些伟大的名字。在几次闲聊后，教授知道我也十分喜欢音乐，于是每天晚上吃完饭，我们就赶紧把餐桌收拾干净，从皮箱中把唱机取出来，接好电源，调整转速，选好唱片，放下唱针，打开开关，一起进入一个音乐的世界。在苏联教授家居住的两年中，我聆听了上百张古典音乐作品，也知道了很多相关的知识，当时在国内这些都是不敢想的。虽然身处异乡，音乐却使我不但不感到寂寞，反而工作生活的格外愉快。同时，这些音乐也让我和苏联房东成为亲密的朋友。
　　
　　1953年，我们这批人就要回国工作。走的时候非常恋恋不舍，既舍不得一起工作生活的苏联朋友，也舍不得日日相伴的美妙音乐。当时，我们每个月要发一定的生活费，两年下来也算有点积蓄，于是在请了半天假之后，我邀请老教授陪我去买一个电唱机。教授帮我挑了这部俄制的电唱机，100多卢布的价格让我着实犹豫了半天，但终于抵挡不住音乐的诱惑，还是买了下来（当时卢布的比价比美元还要高！）。临别，我们都很难过，毕竟共同的爱好联系着我们的友谊，他送给我一张德沃夏克的《自新大陆》，叮嘱我一定要写信给他。回国后我们一直通信，直到后来批修反修时才中断了联系。
　　
　　我离开莫斯科回到了北京，也带回了陪伴我一生的音乐。这个电唱机我一直保存到今天，但原先收藏的一些唱片因为生活的动荡而不知所踪，不过所有的音乐已经深深的埋在了我的心里。现在我用的一套索尼音响是儿子从日本带回来的，比以前的老唱机可是高级了太多。不过，年纪大了，上面的小字看不清楚，好多功能都不会使。这几十年收集的唱片有上千张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，亲戚朋友从国外给我带了不少难得一见的好唱片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虽然现在CD的声音比胶木唱片干净多了，可还是经常怀念听老唱机的日子。